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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從嚴筑牢反興奮劑法律責任體系 確保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忍”——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負責人談《刑法修正案(十一)》興奮劑犯罪相關規定
      發布時間:2020-12-28 來源:中國體育報 作者:李金霞 字體:

        2020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將引誘、教唆、欺騙、組織、強迫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這是我國反興奮劑工作的又一里程碑,為依法嚴厲打擊興奮劑犯罪提供了刑法保障,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國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鮮明立場。
        體育總局政法司負責人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心、高度重視體育領域的反興奮劑工作,多次對反興奮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堅決推進反興奮劑斗爭,強化拿道德的金牌、風格的金牌、干凈的金牌意識,堅決做到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忍’。”《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興奮劑犯罪的相關規定是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反興奮劑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體體現。
        我國反興奮劑立場是堅決的、一貫的,反興奮劑工作是系統的、全方位的。2004年國務院頒布《反興奮劑條例》,2006年我國加入《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國際公約》,多年來體育總局相繼印發《反興奮劑管理辦法》《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等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發布本項目反興奮劑管理和處罰制度,我國逐步建立起了全面、立體、多維度的反興奮劑長效工作機制。但是,由于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所設置的法律責任屬于行政處罰,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制度設置的法律責任屬于行業自律,違法成本低、震懾力度弱,使得興奮劑違規行為無法得到更加有力、有度、有效的懲罰,無法實現對其社會危害性的合理評價、全面評價、從嚴評價。推動興奮劑入刑,解決的是為反興奮劑工作提供刑法后盾和刑法保障的問題,通過壓實興奮劑違規行為的刑事責任,實現興奮劑違法、犯罪行為制裁的責任體系完整性,推動形成興奮劑“不敢用、不能用、不想用”的懲治機制和防范機制。
        體育總局政法司負責人指出,對于興奮劑使用行為的處罰范圍,單一依靠行政處罰、行業自律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就處罰效果而言,行政處罰、行業自律的懲罰力度不足以抑制興奮劑的違法使用。與刑罰相比,行政處罰、行業自律的懲罰力度相對較小,當違法成本較低時,行政處罰、行業自律顯然將不再具有威懾力。運動員因使用興奮劑而被終身禁賽對于其本身而言已是很嚴厲的處罰后果,從運動員職業生涯角度考慮,這樣的懲罰的確能夠達到抑制興奮劑使用的效果,因而沒有必要再動用刑罰手段。然而,教練員等輔助人員同樣可能成為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受益者”,運動員被終身禁賽的懲罰后果并不能抑制教練員等輔助人員鼓勵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現實中,時常發生寧愿冒著被終身禁賽的風險仍鋌而走險違法使用興奮劑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處罰、行業自律的懲罰后果遠遠比不上通過違法使用興奮劑獲得的巨大利益。我國屬于典型的“二元立法”模式,大量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都具有違法和犯罪之分。但是,對于興奮劑違法犯罪行為的評價,以往刑事責任嚴重缺乏,幾乎沒有明確的刑事責任規定。一般認為,刑罰處罰與行政處罰、行業自律不是相互沖突、相互對立的,通過入刑正是為了保障行業自律、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之間的有效對接,實現興奮劑違法、犯罪行為制裁的責任體系完整性。推動興奮劑入刑,根本目的不在于懲罰,而在于預防。刑法具有嚴厲性、廣泛性和最后性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均決定了其在解決興奮劑問題上的預防功能。因此,推動興奮劑入刑在于構建“嚴而不厲”的法律責任體系,在于為我國反興奮劑工作提供系統、堅實的法治保障,在于為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的國內國際氛圍。
        體育總局政法司負責人強調,當前,世界上不少體育發達國家,都在推動構建或完善興奮劑違規行為的刑法制裁體系。作為負責任的體育大國,我們有能力也有必要立足國際背景,為全球反興奮劑工作提供中國方案。從我國反興奮劑斗爭實踐來看,自北京奧運會以來,我國在國際體育事業中的地位日漸攀升,迫切需要嚴密的法律責任體系為體育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刑事責任體系的構建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推動興奮劑入刑,純潔體育環境,既是為備戰東京奧運會、北京冬奧會提供法律支持,也是為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提供法治保障,同時還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國在反興奮劑問題上的大國擔當。
        201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走私、非法經營、非法使用興奮劑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興奮劑刑事案件司法解釋》),為依法打擊走私、非法經營、非法使用興奮劑等犯罪行為提供了明確依據,從源頭上從嚴懲治涉興奮劑犯罪行為,尤其從嚴懲治引誘、教唆、欺騙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等源頭行為。但是,囿于司法解釋自身的局限性,受制于刑法罪名框架,仍然無法全面、有力地打到興奮劑違法犯罪的“七寸”,如對于非法使用興奮劑行為的制裁只能限于對未成年人、殘疾人的使用,其他行為則仍然屬于刑法評價的空白,具有不周延性和局限性。《刑法修正案(十一)》新罪名的增設,釋放出積極的立法信號,更加嚴密了國家從嚴懲治興奮劑的法網和罪名體系,對于反興奮劑工作和打擊興奮劑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進一步向國際、國內展示了我國反興奮劑工作的透明化、法治化和嚴厲化。新罪名的增設,能夠有效引導運動員及其輔助人員樹立“拿干凈金牌”的正確價值觀,增強體育從業者規則意識和守法意識,進一步健全、完善反興奮劑長效治理機制。
        2020年,對我國反興奮劑工作而言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年。2020年1月1日,第一次以司法解釋明確興奮劑入刑的《興奮劑刑事案件司法解釋》正式生效;2020年的12月,第一次以刑法規定興奮劑入刑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過。2020年一首一尾兩件大事不僅表明了我國對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忍”的堅決態度,更向全世界彰顯了我國反興奮劑工作一以貫之的堅定決心,為全球反興奮劑工作提供了中國制度和中國模式。(轉自12月28日《中國體育報》01版)


        相關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7/content_5573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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